孙宝，文学博士、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三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威斯康星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访问学者。长期从事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儒学、选官、礼制互动研究，兼及明清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儒学嬗变与魏晋文风建构》《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点校整理《仪礼集说》《严可均集》《徐有贞集》等多部，在《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摘要。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项（完成2项，在研1项），另主持并完成教育部、省社科联、博士后面上项目等多项。研究成果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多次。
初始研究的“定法”与“活法”
对于一名学者而言，初叩学术门环的标志往往就是自己的博士论文。
我于2003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师从林家骊教授攻读硕、博士学位。至2008年6月顺利毕业，前后共计5年。入学之初，导师制定了一份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部类读书计划，告诫我这是一切治学的起点和根基，所有的研究题目都会从中产生。
虽然知道了做学问从文献出发的“定法”，但面对浩瀚复杂的文本信息仍然不知如何下手，只能采取适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活法”：一是多选修本研究所以外的专业课，如古籍所、哲学所、历史所的名家课程，从中获得多学科交融的思路和方法；二是转益多师，除了聆听林家骊教授的言传身教外，也多向其他老师请益。在与多位老师的交流请教中，我明确了“在怀疑中求是”的治学精神，进而较快确定了“魏晋儒学嬗变与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博士选题。
博士毕业两年后，博士论文题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2011年至2013年，我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追随杜泽逊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向下段延伸，撰写关于南北朝儒学与文学互动的出站报告，获得“第五十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由此奠定了从儒学思想出发透视中古文学发展演变的学术路向。
学术定型后的深耕与拓荒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创新性的知识产品和思想范式，更需要持续地进行自我质疑、否定、重构，直至实现新一轮的精神蜕变。
运用“儒学与文学互动”的研究方法，深耕中古时期的经史、文集资料，有利于改变学界长时期以来以魏晋玄学为主流学术的刻板印象，也产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但过度依赖单一路径，终会导致思维惰性和方法僵化，不利于自我学术品格的革新。如何走出学术写作的“舒适区”，在学术深垦区周边寻找有价值的撂荒地，就成了新的追求。
在对南北朝“二史八书”作札记的过程中，我发现5-6世纪文士普遍对“才（知识才华）、位（爵禄地位）、年（健康寿命）”产生巨大的焦虑，这一焦虑还进一步向唐宋社会传递，成为文学创作与文论领域诸多重要范畴的精神基础。儒学思想虽然蕴含一些应对上述焦虑的基本原则，但难以对焦虑根源产生、化解提供有效手段。如此一来，就促使选取选官制度、士人心态、官场文化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新思路，基于此，我提出了“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的全新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将南北朝文人、文学置于选官程序、机构运作、制度约束、官方规范等条件下进行综合观照，从职官制度层面解释南北朝文学的诸多新变，考察我国官制文学理论框架在南北朝初步建立的历史进程，矫正历来对于南北朝或“六朝”所得出的文风绮靡、内容空乏等褊狭印象。上述构想获得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历经多年探索，获得“优秀”的结项等级。
研究的“螺旋回路”与系统性追求
贺知章《回乡偶书》有云：“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读这一联诗，有两个感悟：第一，人文研究的历史真相像镜湖水一样，尽管一千个学者有一千种观察角度或研究方法，湖水始终“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没有质的增减与改变；第二，不管出走多远，最后还要回到历史的“镜湖”，从“旧时波”里发现研究对象自在性的美。当初从儒学思想跳到选官制度来透视文学发展，应该为南北朝文运变迁找到了一条解释路径。
然而，选官制度只是南北朝多元制度形式的一种，不能全面解释这一时期文学制度化、制度文学化的双向进程。为了让自我的研究从平面走向立体，就必须谋求学术架构的系统性、自足性。在检读文献的基础上发现，为适应皇权建设与世族政治的时代需求，南北朝推动儒学制度化进程，最终形成了包罗万象的儒学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既是南北朝皇权政治运作的根基，也构成了文人生活的主要制度框架，进而推动了文化风俗、学术思潮、文风流变的全方位演进。
因此，重新回到当初从儒学看文学的基本视角，就尤属必要。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运用“螺旋回路”的思维，从儒学思想、选官制度跳出来，将其扩展为更为宽泛的儒学制度及其实践活动。如同对多年前南北朝儒学、官制与文学勾联研究的“旧案重审”，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外，才能觅得考察南北朝文风流变的又一关键。这一思路构架获得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形成了着力攻坚的新选题。
学者以学术化生存为使命，以“百年树人”为职业宗旨。学术研究必需转化为教学成果和育人效果，才无愧“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基本要求。
在接近二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我深知人文研究者个体主观性、局限性与研究对象客观性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研究越深入，就越会发现认知的框架原本没有恒定的重心，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调整、测定、规划，才能保持认知与事实之间的相对平衡。孟郊《戏赠无本》说：“文章杳无底，劚掘谁能根？”尽管如此，我始终相信：创造“文章”的作者总归是社会化生物，抓住这一群体的社会性、制度性、思想性外壳，就离探赜浩瀚无垠的“文心”不远了。
